走私罪领域单位与人员责任律师实务

为什么走私案里“单位与人员责任”总是第一个争点

走私普通货物、物品罪采取双罚制。《刑法》第153条第2款规定，单位犯本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按偷逃税额分档处罚。这意味着同一批货物、同一笔税额，被认定为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，直接决定的量刑档次起点并不相同。

更关键的是“人”的范围。单位犯罪中，并非公司所有人都要担责，只有对走私决定起决定、批准、授意、纵容作用的主管人员，以及具体实施走私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才进入追责范围。财务、单证、仓管等岗位人员是否被划入，取决于其在走私罪流程中实际参与的程度和主观明知。这部分边界不清，是律师实务中最常见的辩护空间。

单位意志：靠什么证据证明“是公司干的”

司法实践普遍认为，认定单位犯罪需同时满足：以单位名义实施、体现单位整体意志、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。据此，证据准备应围绕以下材料展开：

• 决策证据：股东会决议、董事会纪要、内部审批单、工作群沟通记录，用于证明走私方案由公司层面决定，而非某位员工私自操作。
• 名义证据：报关委托书、合同签章、发票抬头、外汇收付主体，用于证明对外以单位名义进行。
• 利益归属证据：公司账户流水、利润分配表、财务报表，用于证明货款与利润进入单位而非个人口袋。
• 经营实质证据：社保缴纳记录、办公场所租赁、员工花名册，用于证明公司有真实经营，而非为走私设立的空壳。

反之，如果公司设立后以走私为主要活动，或由个人为实施走私而专门设立公司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〔2002〕139号）的相关规定，不以单位犯罪论处，而按个人犯罪处理。这一“穿透规则”是控方常用的举证方向，也是辩方必须提前设防的风险点。

举证风险：三个最容易失守的证据环节

一是账册与资金流不匹配

走私案件通常存在两套账、私人账户代收货款的情形。如果公司账目无法解释货款去向，办案机关很容易推定违法所得归个人，从而否定单位犯罪。企业应在案发初期即完成账目还原，避免“说不清”被当作“归个人”。

二是言词证据互相矛盾

员工口供往往出现“老板让我做的”“我不知道”两类极端表述，而笔录形成时间集中、内容高度一致时，反而可能被质疑。律师应关注讯问笔录的细节一致性，比对报关单证的实际经办人签名。

三是岗位职责与实际参与不符

单证员、报关员的职责说明书常被用作“不知情”的证明，但若其长期经手明显低报价格的单证，仍可能被认定为明知。这类人员的责任边界，需要结合其从业年限、专业能力、异常价格的识别可能性综合论证。

深圳办案场景下的证据节点提示

深圳走私案件多由深圳海关缉私局侦查，涉跨境电商、快件、保税仓储的案件占比高，证据集中在电子数据上：订单系统、支付流水、物流面单、ERP后台数据。此类案件的举证关键往往在于“三单”是否真实对应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各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对电子数据的提取程序、完整性与同一性审查较为细致，辩护方应尽早申请调取原始存储介质，核对提取笔录与哈希值记录。

此外，深圳作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地区之一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审查起诉阶段申请合规整改。但需注意，合规整改解决的是“是否起诉”的问题，前提仍是单位责任能够成立；若最终被认定为个人犯罪，合规程序无从适用。

关于“走私罪费用”与后续成本

当事人常关心的“走私罪费用”，实际包含三块：一是罚金，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对责任人员并处罚金；二是追缴偷逃税款与违法所得；三是律师辩护、合规整改、账目审计等支出。需要提示的是，罚金数额与偷逃税额挂钩，而税额计算依赖海关计核结论，对计核依据（商品归类、完税价格、汇率适用）提出异议，往往比单纯争论责任主体更能影响最终结果。

常见问题

问：公司员工只是按老板要求填单报关，会不会被追究？
答：要看其是否明知单证内容虚假。明知并积极参与的，可能被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；确属被动执行且无从识别的，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，但仍可能承担行政责任。

问：公司被认定单位犯罪，法定代表人一定担责吗？
答：不一定。追责对象是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”，需结合其是否参与决策、是否知情、是否从中获利判断，挂名法定代表人有较大辩护空间。

走私罪领域单位与人员责任的划分，最终落在证据上，越早梳理单证、账目与决策记录，越有利于厘清责任边界。具体个案情况差异较大，建议结合自身情形向专业律师咨询，例如吴勇律师，再作判断。